政府在城市水业的直接财政投入的不足，是伴随着水业迅速发展、要求日益提高的必然。财政能力有限的政府在城市水业的公益性和收益性之间做出了收益性的选择。以收益性特征为基础，政府投资部分更多地求助于社会资本的商业性融集也就成为必然。而对于商业资本，城市水业投资具有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特征，对资本有一定的垄断保护、市场风险小、现金流稳定，但是投资巨大、资本沉淀性强、回收期长、回报率较低、政策风险大。

从投资特征我们看到，长期、稳定、融资成本低的资金是城市水业寻求的资本对象。 理论 上讲，抛开不计投资收益的政府财政投入外，适于水业的资金来源最好运用以政府信誉为基础的成本低、周期长的国债、市政债券和政府专项基金，以及政策性项目融资、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援助项目的低息贷款。因此，政府实际上是水业融资最有效的主体。但是，政府作为投融资主体面临效率和体制上的两大制约。首先，中央政府广阔的融资渠道与水业项目的地方性特征严重脱节，致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我国缺乏有效的中央与地方协调发展、分工负责的投融资机制。其次是财税体制限制，《预算法》严格限定了地方政府的预算权限，使本来国际上作为通行的地方政府水业融资手段——市政债券、地方专项基金不能发行，从而大大消减了地方政府的商业融资能力。

政府的行业监管是水业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化后，政府的职能应由传统的企业管理转为行业管理。然而，现实中城市政府对水业管理责任认识不足，忽略了公众责任，同时在体制上缺乏明确的责任界定和严格的责任追索机制。[6]

2.2 企业的机遇

政府投资主体的困境虽不意味政府将退出投资主体，但是却为企业主体的商业资本投融资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公用事业进行开放，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城市水业改革的进程；同时国家大力推行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商业金融的创新，将为企业主体开辟广阔的融资天地。

对企业来说，中心城市水业投资的市场机会来自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城市水业在巨大需求背景下的投资拉动特征，使来自国际、民营、其他社会资本得以迅速进入城市水业并成为主角。但是，企业投融资主体比政府投融资主体多了一道致命的政策风险，虽然在市场化的机制和管理的高效上具有优势，但仍不足以化解与政府投资的竞争劣势。因此必须处理好与政府投资的定位与分工。[7]

目前，从业于中心城市水业的企业源于三种主体，具有不同的投资形态。一是传统国营自来水公司、排水公司，基本属运营型企业，只有资本存量，除极少数外基本无投融资能力；第二类是原来工程、技术性企业，多属民营企业，部分企业涉足水业投资，在水业领域的投融资方式以中小型项目的BOT形式为主；第三类是来自资本领域的战略投资性公司，它们以企业整体产权收购和TOT、BOT为主要投资形式。然而，这些水业企业主体的投融资体系存在金融工具单一、融资成本过高等问题 ，难以适应水业投资特征的要求。在融资结构上，水业融资过度依赖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利率过高，周期过短，难以适应水业设施的收益低，周期长的特点。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不利于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主体可利用的政策性融资的量与渠道有限、企业债券和股市融资的门槛过高、股本融资经验不足，融资问题已经成为众多水业企业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