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2006年8月17日发表了《缺水的代价：内乱、集体移民和经济崩溃》文章，对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进行评述或者预测。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发言人劳埃德·廷伯莱克认为：“中国供水需求日益增长极有可能导致水资源过度开发以及农业、工业和能源生产用水供应下降。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业和农业生产损失，并可能影响到公共健康。这一切最终将导致经济衰退。问题在于：企业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难题，同时仍然保持盈利。” 到2010年，人口超过1000万的22个大城市将面临着严重的供水和污水处理问题。 中国的形势最为严峻，全国600个大城市中有550个供水不足。工业用水需求不断增长导致水资源开发过度，可供消费者和农民使用的水资源越来越少。这将导致中国粮食产量下降、进口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加剧。中国将引领循环用水浪潮，到2010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供水短缺将成为最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缺水将阻碍发展，乡村地区的穷人将受到伤害，他们的用水及其他需求将让位于不断膨胀的城市和工业。世界各地政府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将日益缺乏信任，而贫富差距将由于供水不足而进一步加剧。可是，到2025年，全球“水经济”将在中国的带领下向前发展。巨额投资将用于水的循环利用，海水脱盐成本将大大降低。新型水处理小型加工厂将成为标志。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一些论点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从总体上来看，如果中国在水资源利用上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想方设法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埃德·廷伯莱克的预言将成为现实。我赞同“中国将引领循环用水浪潮”的判断，巨大的需水需求和有限的淡水供应，必然引发中国用水的革命，中国用水革命将成为世界用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迫在眉睫的现实所要求。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是我们水资源利用追求的目标。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降低单位GDP水耗是中国水资源持续利用关键。

 我国已经制订了未来15年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到2010年，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万元GDP用水量年均降低6%以上；全国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45提高到0.5，全国农业灌溉用水基本实现零增长；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从173立方米降到115立方米以下；服务业用水效率接近同期国际先进水平。 到2020年，初步建成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节水型社会，力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零增长，在维系良好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实现水资源的供需平衡。说句实话，实现这个目标任务是很艰巨，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政治、经济、法律、科技、行政等诸多手段多方面进行综合突破。作者认为，在目前我国体制情况下，将单位GDP水耗量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标准之一，能极利地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可行的。

 单位GDP水耗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水消耗与产品的市场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不仅强调水生产的产品，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的因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单位水量的GDP数值。为此，做必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的，将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为水耗小、价值高的模式成为重要的目标，也是中国整体提升国民经济结构质量、以最少的水资源支撑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但应该注意的是，与将单位GDP能耗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相比，单位GDP水耗作为政府政绩考核指标更为复杂，将GDP水耗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时必须考虑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我国农业用水占整个用水量的70%左右，但只创造了GDP的15 %，农业用水效率同其同工业相比较低。一些政府官员为了出政绩，达到考核指标，可能采取采取挤占农业用水用于其他高附加值的行业，威胁粮食安全和侵犯农民利益，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给予充分考虑这种情况，从更广的思维上来考虑问题，仅仅从GDP上来考虑是不行的。农业用水维系粮食安全，提供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安置了大量的农民，同时兼有其他的功能，如观光、文化保护、生态等多种功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制订比较详细的分行业的用水定额是必须的，如行业单位GDP水耗标准，并尽可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降低单位GDP水耗是中国水资源利用关键，是促进水资源支撑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所急需，我们必须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