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水资源使用权和交易权将在中国全面分配。而水权交易一定程度上类似碳交易，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除了目前参与交易的产业资本外，还可能吸引金融资金的进入。此外，通过新建水利设施置换水权的间接交易方式，能够实现工业、农业、环境的三赢，但值得注意的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直接交换水权，可能对区域产业调整产生不利影响，政府应对此进行指导。

　　2002年以来中国GDP连续保持10%以上增长的过程中，煤电油运被认为是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水也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京津唐经济区的北京、天津，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圳等城市均依赖异地供水，水资源的平衡状态相当脆弱，而华北平原地区每年开采地下水超过50亿立方米，掠夺开采形成了30多个地面沉降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水资源日渐捉襟见肘，与自然雨水条件有直接关系，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缺乏水权制度支撑，水往往根据地方发展需要被任意占有，而没有作为一种具有产权的资源被保护和约束。对此，“十一五规划”提出“完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健全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和水权转让制度”。

2007年12月水利部发布了《水量分配暂行办法》，意味着黄河水权成功改革之后，中国将全面建立和推广水权制度。根据《水量分配暂行办法》的要求，水资源将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全国各个省市之间逐级分配，各个地区可以在分配水量的范围内无偿使用，如果使用水量超过分配水量，则需要向其他地区购买。《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公布之后不久，《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随即发布，划定相关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的取水量，其中具标志意义的是，明确北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从永定河取水3亿立方米，解决了河北省和北京市在水量分配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并为北京市将来的水权交易创造了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包括长江、珠江、黑龙江等中国其他河流的水量配额也将确定，水将作为一种商品在同一流域的上下游进行交易，水的投资价值也将逐渐显现。

水权交易可促进节水、实现产业升级

　　黄河曾经是中国水量分配问题最为突出的河流，因为供水形势的倒逼，最早进行了实验性的水权改革。作为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承担了1.4亿人口、2.4亿亩耕地、50多个大中城市的供水，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从1972年到1999年的27年中，黄河下游有21年出现断流。对此，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从1999年开始对黄河实施统一水量调度，并在此基础上于2003年起草《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实验性地对黄河流域各个省之间进行水量初始分配。随后省级水配额向市、县等基层逐级二次分配，部分地区甚至将水权落实到户。

　　明晰产权的基础上，2004年出台的《黄河水权转换管理实施办法》为水权交易制定了规则。在实践中，农业水权和工业水权之间置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主要分两步操作，第一步，新建工业企业为了取得新增用水指标，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确定的灌区，投资农田节水改造工程，获得节约水量指标；第二步，将灌区节约的水指标置换用于工业项目。

　　十年九旱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通过一系列水权交换，不仅置换获得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水资源，而且兴建的水利工程提高了供水效率。黄委会每年分配给鄂尔多斯7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指标，但随着一批煤电、煤化工项目开工建设，2005年之后该市工业用水出现紧缺。其中，鄂绒集团计划新建2×30万千瓦机组每年耗水1880万立方米，需要通过水权置换获得水量配额。为此，按照黄委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的规划，鄂绒集团投资1.3亿元在鄂尔多斯杭锦旗沿岸建设干渠节水改造工程。此前，鄂尔多斯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农田分散难以实现规模化耕种，而农田采水主要通过田间沟渠引水，引水过程中流失严重。鄂绒集团投资1.3亿元，一方面改造农田，将小面积、零星分散的畦田平整合成为30万亩、可以进行集中灌溉的标准化田地；另一方面，使用混凝土预制板重新铺设灌渠、排沟，新建水利网络的节水量则满足了新建电厂的用水指标，实现工业、农业、环境的三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