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原定于2007年首次通水的南水北调，如今通水时间已经被推迟到2010年以后。南水北调本身从一开始就遭遇着社会各界的质疑：南方是否有多余的水可调，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是否有足够的没有被污染的清水？调来的水如何更有效率地分配？大规模的开山掘河是否会过于剧烈地影响沿途的生态环境？

　　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今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与农业时代的灌溉需求相比，现代国家的水资源管理涉及的方面更多更广，更需要宏观的统筹安排。

　　即使在未来的10年内，能将南方的水如愿调到华北，又如何保证水资源紧缺的解除带来的不是新一轮的大发展和大浪费？看看晋冀京津四地的定位，这样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山西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太行、吕梁残破的植被，以煤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山西仍然行进在耗水、排污与治理的道路上。而煤对整个国家经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河北则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大省。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格局就是“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华北地区本地粮食需求靠南粮维持。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越的南方地区普遍成了工业区，而干旱缺水的华北则成了粮食输出区，河北全省的绝大部分水资源用在了耗水最多的粮食生产上。地图上狭长的河北如今人口已达7000万，其中5000多万是靠种粮为生的农业人口，如果不种地或少种地，京津周边大片的乡村将何以为生？

　　至于京津，这不仅是首都所在，更是与长三角、珠三角鼎立的中国第三极，急速膨胀的北京城，需要不断地汲取周边的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而且又拥有远强于古代皇都的工程技术力量来保证高效率、大规模的调水。

　　这些前景让人们对于未来华北水资源供应链上的问题无法保持乐观，而且，这显然并非一时一事所能改变。

　　结束了在河北农村与山西矿区连续数日的采访后，记者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恍若隔世。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彻夜辉煌的霓虹彩影、气宇轩昂的国家大剧院和“水立方”，彰显着史无前例的盛世繁华。维系这种繁华，是任何一届中央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选择。尽管这种繁华所依存的生态基础，已经脆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