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价改迟滞

     撬动中国城市水务改革的，是日益紧迫的城市水务困境。管网改造是此种撬动的第一个支点。

     “没办法，地方财政没钱改造旧城水网，更别提飞速发展的新城区了。（在新城区）按照旧标准建造水网都不敢在规划图上写那么明白，否则，转眼就成了瓶颈问题。”崔青元时任青岛市市政公用局干部，在他的参与下，2000年，青岛市市政公用局牵头引进外资——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地方城市政府是水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中国原来的供水是建立在福利性供水的基础上，现在是边市场化边进行水价的改革。”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话可以为这场改革“定调”：水价改革势在必行。

     “当时，水是一种由政府经营然后提供给市民的福利，水费只是以象征性的价格征收，水价由政府直接定价、直接经营、直接补贴。市场化改革以后，价格也就必涨无疑。”作为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坚定推动者，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认为，水价是城市水务改革的最敏感地带。

     2002年，城市水务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政策体系基本确立。同年底，酝酿已久的合资公司——青岛中法海润供水有限公司即组建成立。这是中国正式实施城市水务改革政策以来最早成立的城市水务公司。

     合资公司运营青岛水务采取的是当时在基础建设领域广泛应用的ＢＯＴ（建设—运营—移交）模式。ＢＯＴ模式把自来水公司的原水、制水、销水三个环节完全分开，以便每一个环节的运行成本都可以准确计算。这样一来，不但入户自来水的价格便于计算，而且，容易在政府和外部资本之间确立明确的买卖关系。

     但是，对新的水务市场主体，政府却在相当1998年标准。原国家计委和建设部于1998年制定实施首部《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该办法确定了城市供水价格由供水成本、费用、税金，加上8％—10％利润的构成原则。

     “8％—10％，银行同期利率才多少？外资水务企业赚大发了。”2007年，内外资水务资本就“高溢价”展开激辩时，内资仍拿出这本“旧账”来反驳外资，后悔自己没有赶上那个“好时光”。

     固定回报政策符合所有水务企业利益。在城市水务市场发展的初期，8％—10％的“法定利润率”足以保证企业利润，与国际投资银行预测的25％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刚刚起步的水务市场在一城一地仍是独家经营，市场开拓空间很大。

     保障供水企业固定回报率的，是水价。但是对于政府，固定回报政策加上单一的BOT模式，水价调整的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这无疑背离了水价改革的初衷，定价权终是烫手山芋。

     2003年，原国家计委等多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取消水务市场固定回报政策。但是，地方城市政府急于引入外部资本改造城市水务，并没有严格执行。直到2004年建设部出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水务行业采用授权特许经营制度，固定回报政策才开始退出舞台。

     但是，“中国城市水务市场这么大，各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海早已经特许经营那么多年了，西部一些城市的管理者连这个概念都不那么明白。”首创股份的一位项目经理告诉记者，直到现在，固定回报政策仍然以一些变种方式在一些城市水务市场中存在。

    2007年9月3日，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在《关于城市水业资产溢价转让行为的公告》中，曾呼吁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地方城市政府的“溢价冲动”。

     而法国威力雅水务（中国）华南区代表处的爱德维告诉本报记者，很多城市政府喜欢“财大气粗”的外资水务公司。在谈判中，城市政府常常要求外资水务公司的出价达到一定比例的溢价，而“溢价常常可以通过那些变种的固定回报政策获得补偿。”难怪内资水务企业认为，高溢价其实是“地方城市政府以水价和其他水务资产为抵押，向外资高息借款”。

水资源加速觉醒

     与城市水务改革同步扩展的，是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水资源成为一股加速度觉醒的力量，搅动着城市水价这个弈局。

     “靠水吃水没水吃。”常州市龙虎塘街道杨林新村的居民为了省水，都将米和蔬菜拿到自备井去淘洗。“靠水吃水”强调的是常州的水资源优势：常州自来水水源来自长江和太湖。

    11月20日，常州市通用自来水公司公布的水价是：生活用水2.3元／立方米，工业用水2.8元／立方米，商业用水2.95元／立方米，特种用水3.25元／立方米。这四类水的水价构成中相同的部分是：污水处理费1.15元／立方米、水资源费0.03元／立方米，城市附加费0.04元／立方米，省专项费0.02元／立方米。

     在常州市的水价构成中，占比最大的是污水处理费。这一费用从无到有，并以每年0.2元的速度递升，目前已经达到《江苏省“十一五”水价改革意见》的最高水平。常州市建设局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发改委计划2010年之前所有城镇污水处理费标准提高到0.8元／立方米以上，但是，“常州市不排除突破国家和江苏省标准继续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