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全国性的改革项目中，可以作为参照的一种处置思路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所采用的实事求是、分散决策的方式，是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一个中央机关决策和分散决策联合分工的案例。虽然这一决策方式的推出，有之前数次国有股“一刀切”的方案被市场打回的因素，但有关部门实事求是、不懈探索，最终使国有股减持这个中国资本市场建成以来难度最大的改革，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要“生存”，还是要“毁灭”

    同时，安全饮水工程一边建、工业矿业农业一边继续污染的情况，让目前的推进工作在整体上，显得十分被动。

    驻华某国际组织的一位项目官员说，我们过去和目前的治污，在很多程序上，都是不符合国际经验和准则的。

    在过去中国通行的地方建设中，都是先规划地上，最后才考虑地下的排污收集问题。但是地面上的东西一旦建好，在进行地下排污工程和管道建设的困难，就是难于上青天了。

    特别是国家各级土地产权不清、使用混乱，也加剧了这一问题的难于化解。

    结果，尽管中国建设了数目众多的污水处理厂，但是因为很多污水收集管道都铺不到排污单位，造成了污水处理厂产能无法利用、进而倒闭破产。而各个单位、机构、家庭排放的污水，仍然肆虐直接进入大江小河。

    这一问题的危害，在今后的中国治水、中国安全饮水建设方面，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成为一个难以克制的顽疾。

    而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如果不能够再悬崖勒马，从各个政策上配套、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积极配合，大家停止集体污染，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将来可以预见的是比日本当年更加严重的饮水、食品安全和国民身体素质危机。

    此外，在具体的治污措施上，成田浩司先生说，日本当年大力推行了国际通行的“谁污染、谁补偿”的办法，并且重视治污的技术因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根据有关消息，目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和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合作，为中国下一步建设国家级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引入新经济机制治污的新法规，进行援助设计。

 谁来监督“安全饮水”与“护水执法”？

    某些层级政府机构截留项目资金、基层干群互不信任等中国行政体系老毛病，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这里，也没有能逃脱。

    一位基层干部说，“从来没有看到钱，也从来不知道中央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平均拨了300块钱”。

    另外，在某些层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是一盘糊涂账的情况下，要把钱查清楚，也不容易。

    而干群关系的矛盾、彼此互不信任，也导致了农民不积极参与饮水安全工程、部分热心干部有情绪的情况。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李代鑫认为，“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力度，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是加强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保障投资取得实效的必需措施。

    而在具体操作上，如果在全国能够推广湖北“编制与政务公开”的经验，资金分配、项目情况全部发上互联网，并且以乡镇一级设立农民查询点，就能对挪用资金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赢得农民的信任。

    在2006年，湖北省为了解决此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太大、编制混乱难于管理的问题，并且为了确保农村综合改革的成果，在全省推行财政专项资金和全省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信息上网公开的改革。

    通过群众的参与举报，湖北42个市州县纠正了28955名不应享受专项补贴的人口，涉及资金上千万元；经举报后进行的财政专项检查也查处违纪金额4亿多元。

    而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不止一家的企业也提出，在“护水执法”方面，谁来监督环保局的问题。

    “环保部门开始对外公布，不批准某些企业某些项目，但是，后来没有多久就放了，却不给外界详细解释。”一位在北京的企业主说，“也许是迫于各方面压力，但是，也要防止新兴部门权力寻租的问题。”

    并且，环保执法，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执法工作。因为和工业污染治理有关的技术性壁垒，日本环境厅的官员后来基本都是工科出身，改变了从前“文科生”占主导的文官机构局面。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了其他更多监督平衡设置的美国、日本，也同样有各个政府设置彼此监督不力的情况。所以，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各州政府，都推行了《自由信息法案》，作为监督的有效补充。

    而日本的《行政机构信息披露法案》，对中国的目前阶段，更有意义。

    经过社会各界毕10年之功，1999年日本通过了它的《行政机构信息披露法案》。在法律施行后，日本行政系统多年的顽疾，经过公众参与监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效化解，当时首当其冲的，是医疗安全和食品安全这类基本民生管理问题。

    中国已在2007年4月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一部由中央政府主导并且积极推动的法规。现在，它迫切需要全社会集合的力量，促其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