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莫高窟更是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近年来，敦煌的生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温家宝总理先后三次就敦煌的生态环境和文物保护作了重要批示。经过多次实地调研，我总的感到，敦煌绿洲的生态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与全球气候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河西走廊西端的冰川、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周边湿地密切相关的生态有机系统。解决敦煌的生态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顺应全球大的气候变化趋势，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统筹湿地与绿洲的保护，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问题的表现及由来敦煌的生态变化是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水资源短缺的加剧，问题的暴露愈加引人注目。

　　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月牙泉水位的不断下降和水面的急剧缩小。月牙泉是处在绿洲边缘沙漠中形似弯月的一泓泉水，是由地下水露头形成的，它同鸣沙山相依相伴而成为大自然的一道奇观。根据记载，1960年月牙泉的水域面积为22.5亩，最大水深达9米之多；到1980年，水域面积缩小到9.8亩，最大水深下降至2.5米；而到1999年，水域面积仅为7.8亩，最大水深下降到1.49米。为了抢救月牙泉，1986年和1998年先后进行了掏泉清淤和回灌渗透补水，但效果并不明显。如果敦煌的地下水位不能恢复，月牙泉必然面临干涸的危险。

　　一叶而知秋。随着月牙泉的急剧缩小，人们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感受越来越深。近年来，大风及沙尘暴的强度在不断加大，敦煌年均出现八级以上的大风高达15次至20次之多，累计日数为15.4天，且多集中于农作物幼苗生长期，强烈的风沙和浮尘天气的增多也使莫高窟壁画的保护受到严重威胁。同时，绿洲区内原有的1万余亩咸水湖和1000余亩淡水湖80%已干涸，青蛙等益虫大量减少，使农业病虫害逐年增多。井灌区土地盐渍化逐年加剧，绿洲外围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自1994年以来，绿洲区外围沙化面积增加了20多万亩，平均每年增加近2万亩。

　　绿洲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而令人更为担忧的是分布于绿洲周边的湿地在不断萎缩和退化。在敦煌绿洲四周的戈壁沙漠中，分布着被称为东湖、西湖、南湖、北湖的大面积天然湿地。这些湿地曾经水草丰茂，胡杨成林，飞禽走兽栖息繁衍，在茫茫戈壁沙海中成为绿洲的天然伙伴。但随着生态的变迁，东湖湿地已经消失，北湖湿地濒临消亡，西湖、南湖湿地也逐年退化萎缩。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敦煌东湖、西湖、北湖及南山一带有天然林219万亩，草场586万亩，湿地375万亩。到目前，天然林仅存130多万亩，减少了40%；草场仅存130万亩，减少了77%；湿地仅存270万亩，减少了28%。随着湿地的萎缩，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明显减少，原有的猴、豹等8种野生动物现已绝迹，野骆驼也濒临绝迹，仅存40余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已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每平方公里1至3只减少到现在的0.1至0.5只。湿地的退化更是触目惊心。西湖自然保护区现存湿地170万亩，西邻库姆塔克沙漠，远远望去，在大漠戈壁深处，一片片仅存的芦苇随风掀起些许绿色，与大自然在不屈不挠地抗争着。穿行其中，地表植被成片枯死，戈壁裸露的现象相当严重。那些粗壮的已经枯死多年的胡杨树，周围聚集的沙堆犹如天然的坟场，似乎向人们诉说着已经逝去的繁盛，祈求着人类要善待自然、保护好湿地。

　　这些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归根到底是由水资源短缺的矛盾造成的。一方面，受大的气候环境的影响，祁连山的雪线大幅度上升，发源于祁连山的各内陆河流出山径流量逐渐减少，导致水资源总量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绿洲区的用水量大幅上升。新中国成立初，敦煌市常住人口只有3.6万人，而现在总人口达18.1万人，有效灌溉面积相应地由13.4万亩增加到37.52万亩。目前，全市每年地表来水的总量为3.65亿立方米，而年总用水量为4.5亿立方米。

　　为满足绿洲区的用水，人们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一是打井取地下水，二是拦蓄截流地表水。结果导致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内陆河流程大幅缩短，由此给绿洲区和周围的湿地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