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水具有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特性，因此而成为一切生命之源。在此视角下我们已经充分注意到，在水资源方面中国已经提出了建立“节水型”社会的发展要求，但在水环境领域还尚未确立建构起“洁水型”社会的发展战略。如果仅仅在量上“节水”而不在质上“洁水”，那么，节省下来的水就完全可能是越来越多且有害的污水，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具有重要发展价值的生物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在水环境优先和兼顾水资源的新型战略框架下，建构“节水”与“洁水”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模式，将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发展意义。

　　一、“增长的极限”与可持续发展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作为自然之子与自然和谐相处。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遭遇到人类自身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严重挑战。从18世纪开始的历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科学技术条件，在导致了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口持续膨胀同时，也引发了阻抗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持续短缺和环境持续恶化。科技持续进步→经济持续增长→人口持续膨胀→资源持续短缺→环境持续恶化，这一演进链条完全有可能把人类指向不可持续的“发展陷阱”，这就是“发展的异化”，也可以称之为“发展的悖论”，也就是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反而日益限制和约束着人类未来的发展。如果不能及时地建构新的发展理念，并在此引领下重构新的发展路径，人类发展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危险。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因此而甚至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贫穷和污染，好象什么都没有，似乎掉进了一个人口增长、经济贫困和环境污染三者之间恶性循环的“劣性均衡陷阱”。有人说GDP和GNP就是国内总污染(Gross Domestic Pollution)和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有人说将来人们有可能为一滴水而战，还有人说人类将来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类的眼泪。这些似乎危言耸听而实际是在预警的说法，标志着全世界的有志之士们都愈来愈高度关注环境污染的巨大潜在隐患。1971年著名学者泰勒的《世界末日》、1972年麦多斯的《增长的极限》、1987年世界环发大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4年国际人发大会的《行动纲领》等重要文献里，都充满了对环境污染的高度忧虑和改善环境的积极探索，都在试图搜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创新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开展了全球范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仅全球发展战略模型就有十多个。第一个较为成熟的全球发展模型是由著名的全球发展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为首的研究小组提出的“增长的极限”模型。这个研究小组由7个国家的17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研究者组成。他们花费了21个月的时间，耗资25万美元，终于在1972年3月提出了作为罗马俱乐部“人类困境”研究计划的著名“增长的极限”模型。“增长的极限”模型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由5个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5个子系统是：人口状况、自然资源、工业资本、农业投资、环境污染。“增长的极限”模型利用1900——197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说明，人口与资本的发展趋势呈指数规律增长，而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具有有限性，这种趋势倘若任其发展而不加控制的话，那么，人类前景则将不堪设想。该模型对此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粮食生产、资源消耗这些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的增长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2072年之前)。为了避免人类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这一困境，该模型提出人类必须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增长，以达到“零度增长”下的“全球均衡”。[1]该研究小组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人类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女士在2005年6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中国水污染治理情况时说；“我同你们一样，对水环境的污染治理很不满意。中国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压缩型的，发达国家在一百多年里面陆续出现的环境问题，中国在二十多年里集中出现，这是中国要必须面对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不会停的。现在要应对环境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发展的观念，需要改变的是发展的方式，需要评价的是我们发展的结果。”[2]资源和环境对人口发展具有硬约束特性，而水恰恰就同时具有环境和资源的双重功能。因为，水既是人类发展所必须消耗的战略资源，同时又是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如果地球上没有了水，或者仅有污水，一切生命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二、水科学发展观与水环境资源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于是人们纷纷开始探索新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观出现了新的历史变迁。作者对目前流行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流行观点持有不同看法。首先，以人为本是一种很模糊的发展概念。模糊的科学定义是既清晰又不清晰，以人为本概念的清晰之处，就是不以物为本。但其不清晰之处在于是以多数人为本还是以少数人为本。因此，以人为本内在地涵括了以少数官僚阶层为本的可能性。与之相比较，以民为本的发展概念可能更好一些。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概念有可能认为“征服自然”具有合理性，从而把生态环境置于极其次要的从属地位，有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为满足人的短期需要而一味追求经济的GDP增长和忽视环境承载能力及生态要求，并最终导致不全面、不健康、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概而言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以人为本就同时暗含了以自然为末的发展命题，就会极其自然地将自然置于非常次要的发展位置，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就是在满足我们这一代需要的同时而不对满足后代的条件构成威胁，因此，这一定义非常强调纵向代际公平。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有其纵向方面的进步性，但也有其明显缺陷，这种定义还缺乏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横向协调和全面健康，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把纵向代际公平与横向健康协调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起来。我们因此而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是人口适度规模、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均衡。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构成要件就是人口、资源、环境，适度人口规模+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更为强调长期可持续性的环境资源变量，把发展置于更为健康协调和坚实全面的可靠基础上，使发展观具有纵向保证和横向保障的多重纬度。